犀牛配资如何建设新文科实验室_政策_研究_发展潜力

马亮犀牛配资

近年来，国家重视和加强新文科教育，致力于打造新型文科研究、教学和服务体系，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。2020年12月31日，教育部社科司发布《关于启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，并于2021年12月12日公布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，包括9个试点实验室、21个培育实验室。与此同时，各地政府也遴选地方级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。新文科实验室建设对于服务公共管理的教学、研究和实践，实现官产学研用的打通和融合，都是意义重大的。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涌现出的政策实验室，与新文科实验室在很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二者有进一步融合的潜在空间。

政策实验室的崛起和扩散

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建设政策实验室、城市实验室、政策创新实验室或公共部门创新实验室，对政策创新进行设计、实验、评估和推广。政策实验室是一种对政策进行实验的组织，主要开展政策实验与政策评估，帮助决策者回答“什么奏效”和为什么。一方面，政策实验室突出创新思维，聚焦存在突出问题与严峻挑战的政策领域，通过头脑风暴、集思广益来征集政策创意和创造性解决方案。另一方面，政策实验室遵循行为科学，采用严谨的实验设计与政策评估方法，对已有政策和政策方案进行检验、评估和完善，为政府部门修改、使用和推广政策提供专家咨询与决策辅助。

展开剩余69%

从政策实验室的崛起与扩散来看，全球迄今已有上百个政策实验室，其中大约有65个在欧盟成员国。虽然各国政策实验室有不同名称犀牛配资，如创新实验室、政策创新实验室、政策实验室等，但都可以归类概括为几种主要模式。有学者从研究方法和路径的角度划分为设计实验室、开放政府数据实验室、循证实验室、混合实验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政策实验多种多样，政策实验室的运作模式也各不相同。在设计与管理政策实验室方面，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与资源禀赋，采取符合本地实际的运作模式。比如，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依托政策研究室、大数据管理局、科技产业园等载体，建立类似于政策实验室的政策研发、创新与推广平台，也是顺应和合乎全球政策实验室发展趋势的。

新文科实验室建设应借鉴政策实验室的创新模式

新文科建设需要新文科实验室的支撑，而如何建设新文科实验室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。新文科实验室与政策实验室的服务目的不同，却有很强的融合式发展潜力。新文科实验室建设要加强同政策实验室的对话，借鉴政策实验室的创新模式，推动二者融合式发展。

同时，新文科实验室建设也需要朝着数字化与智能化方向发展。在数字时代，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，政策实验将会加快发展。比如，互联网企业流行AB测试，可以在大规模用户中快速进行不同方案的实验。类似地，敏捷监管强调要建立“监管沙箱”，在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进行政策实验。诸如此类的发展都意味着，要推动新文科实验室与政策实验室的融合式发展，既为发展和检验社会科学理论提供平台，也为推动政策实验和创新实践提供支撑。

政策实验室和新文科实验室有深化合作乃至合二为一的潜力，因此需要关注二者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并推动实验室服务科学、研究和实践。展望未来，可以重点研究如下问题。

首先，当前各地建设的新文科实验室都有很强的本地特色，往往同本地政府、大学和学科等有较强的联系，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不同实验室的独有特征。有必要对这些新文科实验室进行类型学研究，将其进行分类和比较，推动新文科实验室发展方向规划。从试点、完善到推广，新文科实验室建设也遵循我国一般政策试点的逻辑，有必要对试点实验室进行跟踪监测、考核评估和优化完善，为其他高校和机构建设新文科实验室提供启示。

其次，新文科实验室的发展进行到了一定阶段，但是如何对其评估还缺乏较好的指标和方法。各个新文科实验室都有不同的历史条件、前期基础、学科渊源等，并非在同一起跑线上，也难以用一把尺子“一刀切”。这类似于对政策试点的评估，需要避免试点必成功的陷阱，也要避免偏颇的考核“指挥棒”导致的行为扭曲和弄虚作假。因此，既要明确少数共性和通用指标，又要允许各个新文科实验室特色化发展。

最后，需要对其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行进行分析和比较，探讨其对中国新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启示。与此同时，也要进一步提炼我国新文科实验室的特征，凸显其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的作用。要加强同其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交流合作，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，比如推动跨国实验室数据开放、算法共享等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）犀牛配资

发布于：北京市

尚红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